今年我们在筹备大会的时候，当时就来到成都，跟成都的农民群体，CSA农民的群体，当时我们谈到这一届大会，大家希望讨论什么内容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很早期做CSA的农友，就提到我们可能更应该回过头来再讨论一下什么是我们想象中的CSA。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张幻灯片，就说到其实十年来我们在不断的去寻找CSA的中国的定义，其实我认为是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要遵循过去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方他们的CSA的定义或者说模式，而是更多的找到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灵魂的内涵。

我自己认为其实在很多的内涵之中，我们想要的方向，CSA的方向，应该说这两句话是高度概括的。第一个是生产者要维护消费者的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的生活。

  我觉得无论是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上，我们这个CSA群体里可能有生物动力农业，有自然农法，也可能有朴门永续，有机农业等等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是生产模式上的不同。还有有的农场是直接的配送，有的农场是预付定金，还有是菜配送到了才付钱，还有消费者组成一个群体向农人下订单，然后再配送到一个点再送菜。其实现在的模式是非常非常多样的，我印象中原来美国的一个CSA的最初的创始人伊丽莎白的《分享收获》的那本书中，就提到其实CSA的定义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的，每一个人所实践的CSA的模式就是在给这个CSA的很多的可能提供一种可能性。而每一个所从事的这个CSA模式正是对这个CSA的定义。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正是通过不断真正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样一种本质，发展出了如此之多样的模式。

  在朱迪斯(Judith)的发言中也提到了，其实我们CSA的发展和联合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有非常多的吻合，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大的社群，因为社区这个词，其实也是最早从英文里翻译过来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了解的其实不只是我们所说的社区是居住在一起的消费者，或者说居住在一起的农人，实际上我们整个CSA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每一个地区的网络，这些都是社区。

  那我们这个社区支持农业的，或者说叫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它不仅仅是我们叫完成一个生产模式或者说在完成一个消费的关系，其实在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我认为至少要占到13到14个，是CSA模式可以促进它更可持续的一种可能性。现在绝大部分CSA的农场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在这10点上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作用的，比如说消费者知道食物从哪来，谁生产的，生产者跟消费者的连接会更有责任感，消费者吃到更新鲜的食物，减少了食物运输的距离，我们知道食物的全球化的运输也是有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它是超越买卖关系的团结互助的关系，而且生产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和消费者建立了稳定的关系，可以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更多的定价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在系统化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座的也有很多的CSA的消费者，当然当我们在宣传CSA的时候，有很多人是我们说的这个新农民的群体。就是可能是年轻人或者是返乡青年，但我们认为现在很多CSA的农场或者农人，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从农场到餐桌或者到消费者，而是真正去链接小农户和大市场，或者说把小农户，因为有很多我们传统的小农也在现有的这个CSA农场里在务工，或者有一些CSA平台本身就是通过支持一些传统地区的农民，传统小农他们的产品进入到消费者的认可的配送体系里。

  实际上在这个体系里，我认为我们CSA的群体包括有很多是返乡青年，但是返乡青年的群体，因为我们这个返乡青年的群体大家需要成长，不可能一下就能够掌握这么多的知识，因为我自己经营一个农场我太知道，就作为一个农人、农民成为好的农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你除了要种好地之外，还要懂经营会管理，还要懂技术，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与此同时，当你管好了一个农场之后，还要处理好，就是我们要在地方上，你小的区域中要处理好，我们说要跟三长的关系，一个是村长、乡长还有一个是派出所所长，这三个关系还要处理好。所以说真的是在基层做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尽管我们可以把地种好，我们可以把菜卖出去，但还要处理好很多的东西。

  对于返乡青年来说，我认为我们很大的挑战不只是是在技术上或者在管理上，在销售上。下面我就会谈到在未来的10年，现在在中央也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那么对于新农人来说，对于CSA的新老农人一起来说我们的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

  现在分享收获也在做新农人培训，现在已经做到第11期了，因为住宿条件有限，但每一期都有15-20个人报名，这样的群体大家可能未来都会成为乡村振兴大事业的一部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到后边都自己成为了农人，但是很有可能他们都会成为更负责任的消费者，也是我们认为做新农人培训的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变化是，可以看到其实各个农场，就是我们开始在做农业的生产之后，绝大部分人也在开展，其实是我们说现在所倡导的一二三产部分，很多农场大量开展各种教育，也是符合了最初说CSA本身就是社会化，说到底我觉得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变成我们共同的生产者。比如说你的一个农场，你发生了什么故事，你产生了什么困境，这个时候你的消费者也都在为你担忧，也都在为你发愁，或者说他也在为你高兴，那这个时候生产和消费者就达到了一个共识。所以如何让消费者加入到你的农场的日常的这种共同体中来，其实是需要很多大量的互动，这个我相信陈卫平老师也有很多的研究。比如就是一个农场在一个学校里在做食农教育，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传递了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很多部分，比如说是植物染色，用紫色的洋葱皮染成了手绢，这个过程不只是在做有机蔬菜的生产或者配送，其实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提供大量的农耕或者食物教育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今年分享收获农场我们自己绘制出来的一个农场的照片，其实在这个绘制图片的时候，就这些人现在都是工作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农场里的人而且是相对长期的工作人员，包括了大家经常会说的新农民或者老农民，但是在放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讨论，比如说我们农场有一个大哥他其实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工作，35岁，但是他看到了我们消息就来到了分享收获工作，实际上跟我是同龄人，但看起来特别像55岁，所以我们放的时候说他应该放到新农人还是应该放到老农民这边，我们就不去过多讨论这个了，我们都是农人。其实这个过程中，很多的CSA的农人也在向社会发出一个倡导或者倡议，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尊重农民这个职业，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比如说在介绍律师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律师，我们介绍医生的时候会介绍说他是医生，介绍他是教授时会介绍他是教授，但介绍农民时总是希望在他前面再加上一个称呼。所以我觉得未来真正农民这个职业它被社会更广泛的认可才是真正乡村振兴的基础，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农人它能够在乡村里生活和工作下来。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自己因为以前也不是一个从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但我自己觉得从我自身的在农场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其实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不光是我们收获了这些蔬菜，其实你会看到CSA的绝大部分农场都在为中国的土地环境做出了很大的环境上的改变和贡献，因为经常会有人说（在）北京你能做有机农业吗？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在不断的去改良我们的环境，这个是CSA一个很重要的努力的目标。我们不是去寻找一个完全纯洁纯净的那么一个空间，而是和大家一起，和消费者、生产者一起去改变我们现在的问题。今年中国农业大学乔玉辉老师给北京一些农场做了土壤的检测，我们自己是在2012年我们做了土壤的检测，就是从2012年的土壤有机质是1.5%，今年的数据是4%，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农场上，通过农人的可持续的耕耘可以带来环境的变化。比如说自己的农场也是野生的动物越来越多，刺猬也越来越多，刺猬不只是吃苹果，还吃昆虫，还有蚯蚓也越来越多。就是在这一片小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大自然的变化关系。

因此CSA我们简单来讲，我觉得第一张幻灯片告诉我们CSA它核心的东西，另外它还有几个很核心的原则，也是2015年开国际CSA大会的时候，当时在北京大家所达成的共识，其实这四大原则：第一个是地球关爱；第二个人类关系；第三个公平交易；第四个文化多样。前三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最后一点文化多样其实是因为各个国家的CSA其实它有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还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现实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国家它的CSA的发展，它的模式，是要适应它本地本国的一个发展的现状。

当时最简单的一个初心，就是小毛驴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每天都在应接不暇的去接待各地的参观嘉宾。后来当时几个最早的创始人大家就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干脆举办一次会议，把大家招到一起，一起来学得了，当时就有了第一次大会的初心，其实就想我们不要老是接待，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因此就有了第一次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今天早上的视频里也看到了。

第二届，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CSA大会上加入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第二届大会，这个是在2010年，也应该算是北京最早的一个农夫市集，主要是面对有机的一个市集，也是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活动厅举办的。

第三届大会，当时我们就邀请，开始邀请一些国际的嘉宾来参加此，请到《分享收获》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亨德森来参加，在她的介绍中就越来越多了解到原来除了我们在做的这个CSA以外，其实像日本他们有最早的Teikei，就是提携模式，日本是71年前后开始有这个模式，美国是86年前后开始有北美有这种CSA的方式。欧洲其实也是差不多70年代80年代，也就开始。而且今年（2018年）刚刚在希腊结束了第七届国际的大会，就看到在欧洲其实现在他们也把CSA变成了解决他们现在某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社会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这种相互的支持能减少，比如说减少对经济压力的一种负担，比如说通过这种模式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或者成本获得一些健康的食物，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其实在第三届大会上我们也在拓展CSA的含义，一方面不只是认为它只是一个蔬菜配送或者说只是一个农夫市集，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像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在做的更社会化，包括了都市农业，包括了教育理念的农业形态。比如说屋顶农庄，就是在城市里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体验农业，参与农业，比如说这种校园菜地，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学校把我们的土地都变成塑胶跑道的背景下，它的发达国家他们反而把塑胶跑道变成了更多的菜地。与其这样我们还没变成塑胶跑道的不如直接变成菜地。所以在第三届大会我们就了解到国际当下的发展现状，也想我们能不能也去参加一些国际的会议，也把中国发展CSA的模式能介绍出去。

第四届大会把“慢食”这个理念引进。

2013年第五届从北京，当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就到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当时做的是一个跨界设计的理念。我当时参加了一个跟大设计有关的这样一个分享，我发现其实每一个CSA农场，每一个CSA的农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只是站在农业的领域，实际上我们在设计和改变现有的食物系统，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去动脑子，去想我们该怎么经营，我们该怎么买菜，我们该怎么建立消费者的互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设计我们的食物体系，我们是在想其实这个是真正的创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在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去想我们作为一个农场作为一个农民该如何去应对现在的挑战。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的农场大家都有大量的创新的出现。包括做教育、体验等等，还有在农场里，有的农场里开办了有机的餐厅，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社会的创新。

第六届是在福建。

第七届是在北京，也是我们第一次由地方政府开始承办这届大会，是从2015年开始的。而且第七届大会上也是正式在大会上倡导生态餐饮和零废弃的理念。因为发现除了我们要吃得健康以外，你一定会延伸到对于生活可持续的思考，就是我们除了吃以外，该穿什么，农村的废物该去哪里，每一个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又是怎么回事，这些思考都会逐渐的建构起来此。而且在2015年那一年，也是CSA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向汪洋副总理汇报介绍了这个模式，而且很多农业农村部领导都很支持，那一届开始我们受到了更多政府的支持。因为都希望现在所推动的东西不只是在自己一个农场或者不只是在我们一个乡村，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食物，更多的农民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够在这个体系中，包括在乡村振兴的这个大的愿景下，所以从2015年那一届开始，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还有印象，当时在会场外排队入场的情景，包括会场内的情景，这是参加了这次那届大会。那次也把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正式定义了下来。当时也像这次大会（第十届）这样，大家吃到的很多生态食材，都是会务组提前征集配送，直到厨师的试菜，最后出现在餐厅里，背后有很多农友的支持，还有会务组在这个背后，我们希望倡导的是，既然我们是一个生态农业的大会，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次大会上吃到的食材也可以是生态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支持到本地的一些农人。

2016年就到了丽水。重新编辑出版了《四千年农夫》。

去年（2017年）就是在贵州铜仁举办的第九届CSA大会。第九届大会我们尝试了一个发动了一个社会的倡议，就是找到了100位愿意参加这个倡议的就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包括一些明星、公司、学生等等，通过微博微信新的传播方式，不光是在农业行业里的人，而是让更多普通人还有各行各业其他的人也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群体所在推动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总结这10年CSA大会的价值，应该是除了专业的讨论，行业的互动，政策的倡导，社会的推动，还有研究成果的发布，因为在座有很多还有是各个大学的教授、研究员，这个大会其实也承担着一个研究成果发布的过程，还有包括理念的传播和情感的交流。因为每一届大会我觉得大家的相聚也不只是为了来开一次会或者吸收一些知识，就像我那天写的那个寄语一样这个大会上每一年把自己的电充满，然后再开始新一年的工作。除了这种模式以外，还有很多多样的模式，比如说四川的安龙村，也是13年前开始做这个CSA，现在这些农户还在坚持做，还有就是更多像中产阶级返乡的这样的模式，还有就是包括NGO发起，包括其实像安龙村最初成立也是深度推进和参与，还有包括消费者发起的，比如说最近在清华大学有一个老师他就发起了一个清华北大消费者团购的合作社，他希望先把清华北大的老师都变成了生态食材的消费者，所以不同的组织模式都在创新。还有餐厅，很多也都推出新的概念，这样的餐厅也在越来越多呈现出来。包括农夫市集现在全国也有几十个城市开展农夫市集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生态校餐，这次也有一位来自北京一个学校的厨师，他来分享生态校餐，这个学校怎么开始从北京的各个农场采购，现在整个学校的吃的这些食材全部都是来自于北京的这些有机农场。

未来CSA联盟也希望去推动的，就是一些健康饮食和公众政策的角度。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所说的像蔬菜、水果这些原生态或者是农业的初级产品以外，现在影响我们国民公共健康的其实还有很多的是来自于食品工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喝一瓶可乐，可能就含有550毫升的可乐，就含有13块到14块咖啡方糖的数量。但这样的知识和教育在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小学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希望在这届大会上也专门设置了一个食农教育的论坛，觉得在CSA的群体中，我们还希望推动更多的公共政策倾向去让更多的公共的部分，比如说特别是孩子们所在的这个中小学能不能让他们先吃到更健康的食物。其实在这个角度上很多国家的政策演进也有这样的过程。比如说韩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很重要的助推作用就是韩国政府支持一些学校他们优先的去采购本地的绿色有机食材，补贴市场端。前一段时间也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原来大量的农业补贴其实是补贴在了一些基础设施上，比如说建大棚，农场里盖房子，未来的补贴有没有可能补充到市场端，一个学校如果采购这样CSA的食材，能够每一斤蔬菜把过去补贴到前端的就补贴到后端，让这些学校这样的组织能够更多的去量采生态生产者的食材。

我们也通过参与一些国际的这样的会议，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会议介绍中国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而且今年，就是从2015年以来，我参与了几次这样的讨论，发现生态农业也越来越变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比如是真实成本的测量。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食物，后端还要去治理这些污染，就因为我们种植或者养殖带来的环境等等，我们要去补贴或治理因这些形成的污染的东西，我们实际上现有购买的食物价格不是它真正的价格，我们要测算它真实的成本然后测算它的规模，它的规模可能不是单体农场的规模，可能是一个组织的规模，有形成组织的规模，也是一直在推导的农民的组织化规模。

最后我就想提到一些，我觉得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些困境，也是未来10年大家再出发的起点。很多农场跟我们说到，老农人那一批现在都已经60岁70岁了，因为很多过去CSA农场有很多实际的劳动的活儿还是有很多老农人的参与，现在老农人越来越多已经回家带孙子了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农场很需要新的农人又没有形成或者培养起来。而且真正能够在生产上去工作的人，在所有返乡人里又占到其中很小一部分。

第二个CSA农场的农业技术的供给市场还有待于加强。比如说很多农场也面临着有机肥、投入品，还有种子，前几天还有农场主跟我说，说我今年又买到假的种子，没有育出苗来。也不知道该向谁寻找问题的答案，比如哪些种子是可以去采购的，或者更靠谱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第三个就是针对个有机生态农业的补贴政策还是我们认为需要未来更加的透明，以及覆盖面如何能够把我们现有这样的一个CSA的群体，还有就是可能中小型规模的这样的农户也能够纳入进来。

后边就是有一些农场也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今年北京因为有很多的原有的农业设施，它可能是早期建设，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现在经常说其实农业应该是轻资产运营，特别作为新农民去租一块地，投资很多钱，这个你真不知道多少年能够回收回来这些投资。这个过程中发现很多农场，特别是发展的初期，在技术的瓶颈解决了，还有市场的一些瓶颈解决之后，面临的瓶颈就是当你进一步发展时，你甚至盖一个配菜房都是违法的建设，也面临着你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农场发展越来越多的办公或者说新农人他在乡村也需要工作的场地，所以这些都是亟待去解决的。我觉得可能在乡村振兴的新的政策里，需要把这些内容纳入进来。

另外就是我觉得在过去10年里我们发展起来了很多这些新农人的群体，但是实际上今年我和陈卫平老师还在讨论，明年可能我们希望做一个问卷，无论是雇佣还是农场主，主要是从事CSA行业的，甚至专业消费者，你在这个行业里收入是多少。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农场、农人和农民都是在低于我们现在社会，就你所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在工作的，因此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够推动消费者和这些CSA农场能够建立更稳定的，更有相互性互助的方式。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为石嫣博士在第十届CSA大会主题论坛二上的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