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联盟所倡导的CSA并不仅限于经典意义上的CSA模式，它其实是更加社会化的，拥有更多广泛参与的，这种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它从模式上涵盖了会员制家庭宅配模式，社区菜地为主导的农场类型，涵盖了小农户，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涵盖了共同购买，消费者合作社，参与式保障体系，从生产方式上包容了有机农业、自然农法、生物动力农业、朴门、一部分的都市农业等等，我们不再局限于它是从那个国家来的，不再局限于它是如何被翻译。

一、社会生态农业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阶段。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不同模式的农业体系：一种模式是亲资本的体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基于全球化和产业化，以规模化降低成本，以资本替代劳动，这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的农业体系；另一种模式则是亲劳动的体系，以社区、生态、文化为目标，基于本地化和社会化，以劳动替代资本，这种模式也被称为“替代食物体系”或者“社会生态农业”，表示与目前主流的食物体系的差异。

替代食物体系的出现反映了农业现代化(资本深化)的实际困境。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农业中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灌溉设施和技术广泛应用,科研院所和农场日益密切联系，为农业发展提供新技术、高科技装备，使现代农业具备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征；其中美加澳大农场引入大型联合机械、飞播、防治病虫害等广泛运用，提高了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内在地具备了技术与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特征；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农业已经成为具有现代产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制度体系完善的参与全球资本化竞争的产业，所以才几乎都陷入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和农场主收入依赖政府高补贴的新恶性循环；乃至于除了少数几个在殖民地时期掠夺性占据土地资源得以形成大农场的国家之外，欧盟的小农场和东亚的小农户为主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尽管实现了现代化，若没有政府补贴，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面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竞争几乎都要破产。

替代农产品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AAFNs）或者替代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AFNs）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Respatialization）和社会属性重构（Resocialization）的努力。替代食物体系一方面与主流食物体系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有所区别，主要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消费者合作社（Cooperatives）、观光农业（Agri-Tourism）等，强调从生产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生态化和短链化。

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数量日渐庞大，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需求与主流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之间存在矛盾。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Rural Reconstruction）思潮的兴起等因素成为世界范围内替代食物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动因。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AFNs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社区支持农业是此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诸多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运作模式之一。

CSA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社区是一群互动的有机体，共同分享同一个居住环境。在人类社区中，意愿、资源、偏好、需求、风险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是相同的，影响参与者的个体认知以及凝聚力。在社会学上来看，社区的概念有很多讨论，一般来看，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在美国的田野调查发现，大多数目前从事CSA的生产者都认为社区的含义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CSA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

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CSA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CSA是利用市民组织的力量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主流食物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问题，而这里的经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市场中买卖关系，而是建立在彼此互助基础上的“团结经济”。

CSA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原文为“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JOAA，日本有机农业协会，1993)。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石嫣（左一）和伊丽莎白（右一）、日本的teikei创始人（中间）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CSA农场,如今的美国已经有近一万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罗宾·范·恩(Robyn Van En)总结它为“食品生产者 + 食品消费者 + 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 = CSA和无数的可能性”。这个相互承诺的关系的精华在于：农场养育了人；人支持农场并分担内在的风险和潜在的收益。目前，CSA已经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非洲广泛开展，大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达到本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通过食物作为切入口，构建一个基于生产、生计和生态的本地健康生活方式。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影响因素和生产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CSA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现状

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主要形态是由农场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其中约20%是由消费者主动发起的CSA，由消费者组织起来寻找愿意参与的农户；另外一种就是由农户采用CSA的模式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CSA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但需要提前预付一年的费用，并与农场共担风险；在另一些CSA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CSA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一些农场的消费者几乎都需要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美国的CSA发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消费者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底层人群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化学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底层人群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趋势。CSA之外，消费者合作社、农夫市集等另类食物网络体系（AFNs）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CSA相互配合发展的NGO组织开始涌现，如纽约市长岛的公平食物（Just Food），该组织的工作任务是介绍纽约市民加入就近的CSA。甚至还演化出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Local Currency）。

Teikei(提携)于1970s在日本出现，日本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 Box”，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止2001年，55%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Teikei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包括主妇联盟）等组织有力促进了Teikei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联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结构，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

在欧洲，瑞士于1970s成立了类似日本Teikei的农民与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 Cocagne）。德国于1986年建立了“托柯楠堡” （Topinambour），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1990s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农场给预定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于1999年开始为100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Aarstiderne，这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2004年已经增长到44000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CSA叫做GAS，1994年建立了第一个GAS，1996年成立了GAS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600家GAS。葡萄牙将CSA称为Reciproco，其国内有52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CSA关系。法国将CSA称为AMAP，第一家AMAP农场于2001年建立，40位份额成员。2001年5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Alliance Provence），帮助其他农场形成AMAP的组织。2004年，该地区有将近100个AMAP，他们重新构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AMAP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2006年参与的农场数量就达到了300个，到2012已经有2000-3000个AMAP小组。法国还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联盟”（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支持AMAP的发展。AMAP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在经济和道德上与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则需要遵循有机农业耕作模式，致力于保证农场经济，生产方式和产品源的透明性。通过本土的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AMAP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并促进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的多样性。

CSA这种需要高度信任与合作文化的模式在日本率先萌发，主要得益于综合农协形成了易于合作的农村组织结构；其次，欧盟的市民农业得益于市民社会成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NGO组织，作为中介，这些组织起到了连接城乡，连接市民与农民，连接消费和生产的作用；美国是大农场国家，其农业政策有利于大公司运作大农场以获取规模效益，而不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CSA的形成和发展较晚。

三、社区支持农业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而以“福特主义”大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则进一步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被称为“城乡互助”或者“社区农业”、“社会农业”、“社群支持农业”、“社区支援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是相对最为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叫法，在学术研究中，也被称为“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或者“短链农业(Short Chain Agriculture)”。从2006年开始，由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发起的“购米包地”以及2007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PCD）也开始在国内推动一些社会组织NGO和小农户做生态农业。2009年开始，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15年第七届中国CSA大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社会生态农业”这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名字，即社会生态农业包含所有中国的替代性食物体系，指一种社会化参与的生态农业模式。

目前，另类食物体系网络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CSA联盟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出现了约1000家CSA，涉及消费者群体过百万；农夫市集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福州农夫市集、大连农夫市集、广州“城乡汇”农夫市集、成都绿心田农夫市集、深圳农艺市集、贵阳农耕市集；消费者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生态社区、净土合作社、清北合作社等。

在中国大陆，早于小毛驴市民农园，一些CSA的实践项目就在香港社区伙伴（PCD）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贵州和成都等地开展。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北京和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开创了以有机生产和会员购买形式的农场，如北京的天福园、德润屋、绿牛农场和上海的百欧欢。

CSA地图（2018年第十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更新版）

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按照CSA运作模式，在种植上采用有机技术，并对份额成员进行宅配；此外，农园还参考市民农园运作模式设计了劳动份额，成员可以向农园租赁土地，并自耕自收有机蔬菜；农园要求成员提前支付份额费用，保证与生产者共担风险。

2009年开始，随着CSA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北京、上海、厦门、重庆、柳州、成都、河南、沈阳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CSA模式，参与者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食品活动家、企业、政府和高校，CSA逐渐从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与此同时，2009年底，由小毛驴市民农园倡导还成立了市民农业CSA联盟筹备委员会，开始构建全国的CSA网络。目前主要有几种类型的CSA：第一种方式是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主导的农场，这样的农场多是以对工业化、城市化进行反思，具有逆城市化趋势的青年人为主体运营，如珠海的绿手指市民农园、亮亮农场、江西稻香南垣合作社；第二种方式是中高等收入群体二次创业或对希望回归自然生活为主体承租土地进行生态种养殖，并以CSA的模式销售的，如天福园农庄、乐活先生、四季分享、分享收获等；第三种方式是以分散小农户与市民对接的形式，例如成都的安龙村；第四种方式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形式，如河南兰考南马庄的“购米包地”和“快乐猪”项目。

从社区支持农业到社会生态农业，笔者见证了CSA从无到有，从有到蓬勃兴起的十年，CSA大会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变成现实并成为国内民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相关领域的大会。我们最初推动CSA是为了支持小农、乡村建设，但十年来我们作为推动者的收获更大，接触乡土、接触农人，以大地卫生，让人觉得力量无穷，未来，应该是我们重新获得对农耕文化自信，让生态农业回归本质的时代。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由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导成立，推动社会化、生态化的食物体系，自2003年开始培训农民学习立体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2009年开始构建全国的CSA网络，于2017年正式注册社会团体，连续每年举办年度最广泛参与的CSA大会，并与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URGENCI）进行直接的对接。

联盟致力于成为全国社会化生态农业领域专业倡导型、多元服务型的社会团体，将全国各地认同并愿意支持CSA模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构建社会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7年发起“有种有种”全国性倡议活动。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研究相关课题、举办年度CSA大会、推动建立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和组织培训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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